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近日接連就香港局勢表態時指出，示威與暴力升級，背後反映了香港市民對經濟和社會的關切沒有被正視。特區政府需積極解決潛在的社會問題，才有希望克服眼前的困難。而「五大訴求」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其目的只是為了讓特區政府蒙羞及倒台。

李顯龍的話，一方面是出於對暴力示威輸入新加坡的憂慮和警示，另一方面也不乏對香港亂局本質和解局之策的善意提點。其話外音大致有三。

其一，這場早已被扭曲的亂局，本質是破壞特區政府威信、顛覆政府管治。觸發風波的修例案已在上月4日宣布撤回，始作俑者陳同佳近日更已決定赴台自首。暴力至此本該收手，卻愈演愈烈，在在顯示極端示威者醉翁之意不在酒。「五大訴求」已與反修例事件關係不大。其目標直指特首、特區政府和警隊，是試圖對當下治亂止損主導力量和執法力量形成掣肘，使特區徹底陷入無政府狀態。

其二，「五大訴求」並非解藥，更需提防其成為「毒藥」。「五大訴求」內容並無任何一項聚焦引發市民焦慮的社會民生議題。作為極端示威者延續暴力的「集結號」，更像一種非理性的發泄，卻不提供任何建設性方案。香港當下的首要任務乃是制止暴力，恢復法治秩序，進而為在理性環境下探討深層次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。「五大訴求」不僅與此無關，還將使香港持續撕裂，在無序和戾氣中不斷迴圈內耗，永無寧日。「和理非」示威者不與此切割，局勢難有轉機。其三，特區政府應正視深層問題，積極主動引導社會聚焦解決，共克時艱。

如李顯龍一樣，外界觀察多認為，香港時局的癥結在於結構性問題，而反修例僅為導火索。然而，諸如房價高企、貧富差距懸殊和青年上流等難題並非新生，而是積怨已久。經此一役，特區政府更應借勢主動作為，正視民意，不僅要關注經濟發展，更要解決背後的公平正義問題。

從上世紀70年代上演「雙城記」，雙雙躋身「亞洲四小龍」開始，新加坡與香港始終你追我趕。如今，《2019年全球競爭力指數報告》中，新加坡已貴為全球第一，香港位列第三。儘管兩地在政府角色、行政立法關係、施政理念等多方面不盡相同，但作為高度全球化的城市型經濟體，仍有比較意義。李顯龍的話言猶在耳，新加坡過往的治亂治理經驗，也對香港有啟示。

擺脫「鴕鳥心態」不被「攬炒」綑綁　在平息亂局方面，無論是1980年11月的新加坡航空機師罷工事件，亦或是2013年的「小印度騷亂」，李光耀和李顯龍兩代領導人均採取了鐵腕制暴，迅速穩定局勢，事後進行全面調查積極善後的處理方式，避免進退失據的兩難處境。在住房方面，新加坡不拘泥於市場的主導作用，而是通過適當的政府干預保障公平正義，視協助民眾置業為己任。如今，其人均居住面積已是香港的兩倍。

由此，無論在制止暴力，還是處理深層次問題上，特區政府都應擺脫「鴕鳥心態」。讓「硬的更硬，軟的更軟」，以全體市民的根本福祉為依托，絕不被少數人的「攬炒」行為綑綁。當下，《禁蒙面法》和新版《施政報告》「一硬一軟」雙管齊下，為良好開端。各界應以此聚焦，多一些實幹和建設，少一些作秀和噱頭。

不僅是李顯龍，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一生傾慕香港的創業精神和活力，也曾留下「香港只適合發展經濟，而不是搞政治的地方」的警示。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，香港社會當以新加坡兩代領導人的話為啟示，主動反思走出亂局。

歐陽五作者是時事評論員